缺陷
我这人有个缺陷:不认人,不记路。

首先,方位感极差,车子明明是往北开的,转了几个弯,我就觉得它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;又比如,昨晚明明是睡在床铺这头的,一觉醒来(未曾睁眼),却顽固地觉得是睡在那一头,下意识要将自己转过180度,但转了半天,还是不能如愿以偿。

一个走过两三次的地方,过几天让我独自去找,肯定是找不着的可能性居多——除非是特征特别明显的。在外地开会,我基本上不外出,因为外出容易,回来却难,得一站一站的问,有一次把所住的饭店名给忘了,差点儿就要呆在大街上过不了夜。

不认路,只是自己麻烦而已,路可不会见怪;不认人,却每每不免尴尬。最常见的是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,总会有人善意的问:某某,你还认识我吗?或者是:这一回总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吧?

我迅速地调动记忆功能,可脑屏幕总是不肯显示。讪讪的只得检讨,只得谢罪。这样的赔礼道歉多了,自己都对自己大大的不满起来。可是缺陷就是缺陷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可不要以为我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。我这缺陷可是与生俱来的。还是拨乱反正的年代,因为父亲的冤案,我让人带着去找娘家一个司法机关的头儿。事情办完之后,因为感激,也因为礼貌,我说,得空到台州作客,并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。

数月之后,此人来台州参加一个会议。一个上午有空,他就打听到我所在的工厂来了,恰好那天我轮休,我的工友就把他带到了我家。他们在楼下喊我,我探头一看(那时候我家住在二楼),只见我的同事指着一个大沿帽说:他找你。

我几分奇怪,几分反感,心想我又没干什么坏事,要你大沿帽找我干啥?于是我明确地回答说:我不认识你。

大沿帽笑嘻嘻的,嘴里说着不认识吗?却一径走到我家门口来。我半开着门却让身子堵在门口,口里反复嘟哝:我不认识你。那家伙不理我的唠叨,将门一推,顾自进了我家客厅。他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,然后摘下帽子,说,不认识吗?——还说请我到台州作客呢,你就这么请我吃闭门羹吗?

因为他说话的内容和口音,也因为他摘了帽子——上次去他那里他可是穿着便装光着脑袋的。我恍然大悟地啊啊着,一边直骂自已该死。

后来,我调到文联上班。有一天开完一个什么会议回自己的办公室时,看见我家先生生正和一位个子高大的男士站花坛边说话,我从来不打听先生的事,所以没打招呼就走了过去。一会儿,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,说,今天来找主管我们工业的某市长。我随口问,找到了吗?先生嚷了起来:你亲眼看见我和他在一起,怎么问我找到了没有?

天哪,我这个人真混帐,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已有六七个年头,大小会议也不知参加过多多少,居然认不得经常出没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大人!——还有更阴差阳错的,这位市长的大名里带一个“小”字,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小个子,哪里会和这人高马大的家伙对上号?

渐渐的,就有了闲话,说我目中无人,说我自命清高。有一天,一位好友正儿八经地告诫我:某权贵的夫人说你好大的架子,路遇她时居然目不斜视,更没有跟她打招呼!

苍天在上,我一介穷书生,又在这倒霉的穷文联工作,平日里只有求人的份儿,没有人家求我的理儿,我还能有什么架子?搭架子要有材料,我不但没有钢筋、水泥、木头、竹竽,甚至于连豆秸和麻杆都没有!真正是冤枉煞人也么哥!再说那贵妇人同志,你既然认得我,既然有打招呼的愿望,也不妨先开尊口呀!

好友教我一招:往后凡遇到似曾相识又认不准的人,对方若启齿了你就微笑;叫不上名字的就说“你好!”然后赶紧擦肩而过,即便是招呼错了也已逃之夭夭了。

于是就“吾日三省吾身”尽力按朋友的谆谆教导去做。

有一次政协通知我去换委员证。我气喘吁吁地登上那半山腰的政协楼,经过那间接待室门口时,只见呼啦一下站起五六位各色人等,争先恐后热情洋益地拉着我的手道:“你可来啦可来啦!”空前的礼遇让我受宠若惊,细细打量,又全是陌生人,想必自己的记忆又发生故障,脸上慌忙堆出笑来,口里答道:来了来了。那帮人操着明显的上海口音说:我们跟你不是太熟,你家先生每每到上海,可都要来看我们的呢。

哟,原来是我先生的朋友,我认不出来倒是情有可原。于是就笑答道:我先生上海跑的可不少,少不得麻烦诸位的。就在此时,来了位政协头儿的夫人,此人跟我年纪相仿,相貌体态也有几分相似,她一进接待室,就王先生李小姐的寒暄个不停。我一看大事不好,公然在这儿冒充当起领导的夫人来了,这还了得!吓得拔腿就溜,连委员证也不换了。

认不得人我是一付蠢相,做认得状又要大出洋相。真是“左也难来右也难,难来难去难煞了我啊!”

这要命的缺陷!我既无回天之术,只得自我安慰:缺陷嘛,是人生的不幸,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比如口吃,比如重听,又比如弱视、色盲;本人从来不讥笑有缺陷的人,敬请大家也原谅我。   我这人有个缺陷:不认人,不记路。

首先,方位感极差,车子明明是往北开的,转了几个弯,我就觉得它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;又比如,昨晚明明是睡在床铺这头的,一觉醒来(未曾睁眼),却顽固地觉得是睡在那一头,下意识要将自己转过180度,但转了半天,还是不能如愿以偿。

一个走过两三次的地方,过几天让我独自去找,肯定是找不着的可能性居多——除非是特征特别明显的。在外地开会,我基本上不外出,因为外出容易,回来却难,得一站一站的问,有一次把所住的饭店名给忘了,差点儿就要呆在大街上过不了夜。

不认路,只是自己麻烦而已,路可不会见怪;不认人,却每每不免尴尬。最常见的是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,总会有人善意的问:某某,你还认识我吗?或者是:这一回总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吧?

我迅速地调动记忆功能,可脑屏幕总是不肯显示。讪讪的只得检讨,只得谢罪。这样的赔礼道歉多了,自己都对自己大大的不满起来。可是缺陷就是缺陷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可不要以为我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。我这缺陷可是与生俱来的。还是拨乱反正的年代,因为父亲的冤案,我让人带着去找娘家一个司法机关的头儿。事情办完之后,因为感激,也因为礼貌,我说,得空到台州作客,并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。

数月之后,此人来台州参加一个会议。一个上午有空,他就打听到我所在的工厂来了,恰好那天我轮休,我的工友就把他带到了我家。他们在楼下喊我,我探头一看(那时候我家住在二楼),只见我的同事指着一个大沿帽说:他找你。

我几分奇怪,几分反感,心想我又没干什么坏事,要你大沿帽找我干啥?于是我明确地回答说:我不认识你。

大沿帽笑嘻嘻的,嘴里说着不认识吗?却一径走到我家门口来。我半开着门却让身子堵在门口,口里反复嘟哝:我不认识你。那家伙不理我的唠叨,将门一推,顾自进了我家客厅。他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,然后摘下帽子,说,不认识吗?——还说请我到台州作客呢,你就这么请我吃闭门羹吗?

因为他说话的内容和口音,也因为他摘了帽子——上次去他那里他可是穿着便装光着脑袋的。我恍然大悟地啊啊着,一边直骂自已该死。

后来,我调到文联上班。有一天开完一个什么会议回自己的办公室时,看见我家先生生正和一位个子高大的男士站花坛边说话,我从来不打听先生的事,所以没打招呼就走了过去。一会儿,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,说,今天来找主管我们工业的某市长。我随口问,找到了吗?先生嚷了起来:你亲眼看见我和他在一起,怎么问我找到了没有?

天哪,我这个人真混帐,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已有六七个年头,大小会议也不知参加过多多少,居然认不得经常出没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大人!——还有更阴差阳错的,这位市长的大名里带一个“小”字,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小个子,哪里会和这人高马大的家伙对上号?

渐渐的,就有了闲话,说我目中无人,说我自命清高。有一天,一位好友正儿八经地告诫我:某权贵的夫人说你好大的架子,路遇她时居然目不斜视,更没有跟她打招呼!

苍天在上,我一介穷书生,又在这倒霉的穷文联工作,平日里只有求人的份儿,没有人家求我的理儿,我还能有什么架子?搭架子要有材料,我不但没有钢筋、水泥、木头、竹竽,甚至于连豆秸和麻杆都没有!真正是冤枉煞人也么哥!再说那贵妇人同志,你既然认得我,既然有打招呼的愿望,也不妨先开尊口呀!

好友教我一招:往后凡遇到似曾相识又认不准的人,对方若启齿了你就微笑;叫不上名字的就说“你好!”然后赶紧擦肩而过,即便是招呼错了也已逃之夭夭了。

于是就“吾日三省吾身”尽力按朋友的谆谆教导去做。

有一次政协通知我去换委员证。我气喘吁吁地登上那半山腰的政协楼,经过那间接待室门口时,只见呼啦一下站起五六位各色人等,争先恐后热情洋益地拉着我的手道:“你可来啦可来啦!”空前的礼遇让我受宠若惊,细细打量,又全是陌生人,想必自己的记忆又发生故障,脸上慌忙堆出笑来,口里答道:来了来了。那帮人操着明显的上海口音说:我们跟你不是太熟,你家先生每每到上海,可都要来看我们的呢。

哟,原来是我先生的朋友,我认不出来倒是情有可原。于是就笑答道:我先生上海跑的可不少,少不得麻烦诸位的。就在此时,来了位政协头儿的夫人,此人跟我年纪相仿,相貌体态也有几分相似,她一进接待室,就王先生李小姐的寒暄个不停。我一看大事不好,公然在这儿冒充当起领导的夫人来了,这还了得!吓得拔腿就溜,连委员证也不换了。

认不得人我是一付蠢相,做认得状又要大出洋相。真是“左也难来右也难,难来难去难煞了我啊!”

这要命的缺陷!我既无回天之术,只得自我安慰:缺陷嘛,是人生的不幸,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比如口吃,比如重听,又比如弱视、色盲;本人从来不讥笑有缺陷的人,敬请大家也原谅我。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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